种业深秋过去有严冬华中樱桃

种业：深秋过去有严冬

中国经济躲过了1998和2008两次金融风暴，但冷静思考，有理由担心，只要经济结构或运行机制存在内部隐患，美国昨天和今天发生的故事很可能就是我们明天将要发生的，绝不可掉以轻心。宏观经济如此，中国种业也面临类似忧患。

笔者曾经在《种业科技》杂志撰文，提出“防范种业危机”，之后又发出“中国种业产能过剩”的预警(见中国玉米博客2013年5月18日和19日)。很多人不以为然。现在，中国种业结构性过剩的问题已经摆在面前。

有人说，2013年是中国种业的“严冬”，低谷过后将迎来新的发展。但是，可以预见，2014年种子形势将更加严峻。全国种子库存连续3年积压。有资料表明，玉米和水稻种子库存分别超需求量100%和60%。2014年种业形势更不乐观，但产品积压只是危机的前兆，只能算是“深秋”，还没到中国种业的“严冬”时期。种子积压所累积的问题最终将集中爆发。没有利润或亏损确实令人痛苦，但没有支付能力则是致命的;当“严冬”到来，将不可避免有一大批企业因资金链断裂而垮掉。

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是市场主导人的行为方向，而不是人主导市场。一般来说，人只能顺应市场规律。当前种业产能过剩，实际上就是人挑战市场造成结构性失衡，所以必定有一批落后产能被淘汰，整个产业才能恢复平衡。

种子积压原因复杂，后果很严重，但对一些企业来说，当下这种严峻形势也正是他们继续调整产业结构、抓住发展的良好机遇，但前提是痛下决心，淘汰高杆、大穗、晚熟、稀植繁茂和高风险型品种，引进矮秆、早熟、耐密植，适宜机械收获的新产品，才能应对市场重新洗牌的巨大压力。

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给种业注入了改革与创新的动力，激发了社会的投资热情，但没过多久局部地区和生产环节就出现了投资过热的征兆。在有关部门推动下，甘肃制种基地出现了盲目建设问题，成为局部投资过热和结构失衡的焦点，但这只是危机的部分征兆。

基地建设乃企业行为，政府部门不应介入。社会亟需管理部门做的是修订种子质量标准，促进产业升级换代。修订标准对行业发展方向和提高竞争力具有引领作用。行业标准与市场机制相结合，有助于规范和引领投资方向。此外，管理部门还要正确地引导企业向产品研发增加投入，这是决定企业命运和硬件投资效率的关键环节。

中国种业发展面临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源于体制方面的三大障碍因素：第一是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严重压抑创新积极性，抑制企业实现资本积累。中国企业三十年都没有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知识产权保护不力是重要原因，管理部门应采取果断措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强盗行为。国家陆续向登海种业注入项目经费，但公司至今没有完成资本积累;垦丰种业也即将遭遇被大规模侵犯品种权的困局。如果说登海、垦丰、敦煌、隆平这样的优质企业都发展不起来，那就需要寻找原因，设法从宏观政策和法律法规方面排除种业发展面临的障碍。

漏洞百出的品种审定制度和虚高的审定标准是压抑创新积极性的第二个重要因素，许多科技人员、产业人士和管理干部越来越敢于公开批评审定制度，提出改革与创新建议，这就足够说明问题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应引起管理部门重视。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需不需要改革，而是否定品种审定制度后如何重建市场准入机制的问题。

积重难返的品种审定制度挡不住跨国公司的现代技术流，却足以扼杀国内育种者和企业的创新积极性。明智的选择还是主动但稳步地放开好。就像当年保护玉米品种权一样，如果当时不下决心放开品种权保护，就调动不了全国的玉米育种积极性，就不会有今天的种业进步。现在，放开市场准入管理，才能再一次激发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和追求创新的欲望。

第三个不利因素就是最近3年，有关部门没有审时度势地规划产业发展方向，控制住种子生产加工基地和部分基础设施布局失衡的集中过热投入，另一方面却忽视企业对产品研发的投入，至今没有解决核心技术来源和企业创新能力的重大需求。这与判断失误，没有抓住科企合作的有利时机和部门之间协调不力有关。

这些制约因素显然需要通过修改产业政策和法律法规才能克服。

给中国种业雪上加霜的是其发展面临的困局与当下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困境重合到了一起。现在不过是秋风瑟瑟，还没严重到大批企业破产，甚至一些大企业也濒临险境或严重衰退，到那时候，才是中国种业真正的隆冬腊月。

美国多次发生的政府债务危机是少数政客闹腾的政治游戏;而中国即将面临的危机可是实实在在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问题，调整结构和改变发展方式将会影响每一个企业和大多数家庭与个人。

政府债务危机倒逼着中国经济不得不进行一次重大体制改革。当中国种业雄心勃勃蓄势待发之际，偏偏遇上经济困局和结构调整。2014年将是中国种业更困难的一年。预计许多没有研发能力和过分依赖国家投入的企业，将会陷入困境。仅仅产品积压还不至于压垮企业，而资金链一旦断裂，将会导致一批有较大规模的种子企业濒临险境。

以往种子企业出现产品积压和资金周转困难，地方政府会出手相救，帮助当地企业渡过难关。但这一次，恐怕地方政府没有能力救助企业，因为政府也面临财政困难。企业需要设法自救。

大企业会遭遇更大的压力，但那些掌握优质知识产权，产品经营比较合理的企业可能例外，它们将更有条件渡过危机，在劫后余生的种业市场存活下去。企业须做好准备，合理运筹资本，甩掉包袱，渡过可能面临的危机。

中国种业危机或许不是坏事，企业要利用危机调整结构，淘汰落后产能，提高素质，发展成为真正的“育繁推”一体化企业。对于一些有竞争实力的企业，这甚至是一次做大做强的好机会。企业需要及早谋划，瞄准区域市场，调整产品结构，谨慎地生产种子，减少库存压力和对贷款的依赖。当大批企业破产的时候，有实力的企业要做好调查研究，把握市场和可能的并购机会。即使那些将要遭遇麻烦，竞争力较弱的企业，也应做好准备，尽可能保持一些优良资产，争取与有实力、有发展前景的大企业合作或被收购，使企业资产尽可能保值和增值，而不要成为不屑一顾的鱼骨头。

企业和科研机构应突破体制障碍，整合资源。将来，只有科研机构中为数不多的优质资源能够与企业合作，动手晚了就失去机会。一些科研机构若再不推动改革与创新，在未来的资源整合中不会有太多筹码。管理部门和科研机构都要从“8 1”的失败中汲取教训。管理者不要为了闭门想象出来的政绩搞一厢情愿的大捏合，科研机构要正确地认识自己在产业中的地位，与其凤凰落架不如鸡，不如主动探索改革，实现国家、企业和科研机构三方利益诉求和多赢的局面。

中国种业需要调整产业结构。

水稻、棉花、油菜等种业将进入重大调整和升级换代阶段，而玉米种业将继续扩张。这将促使某些业务单一，投入产出率较低，主营水稻、棉花、油菜等种子的企业转型，或增加玉米业务。这将加剧业内竞争强度，一些科技人员将不得不转行，放弃或压缩水稻、棉花、油菜种子业务，转而投身玉米育种。这既有市场原因，也有内在的技术原因，更有科技管理体制的原因。

在这次种业危机中，跨国企业所受到的资金压力比较小，经过技术调整，在中国市场上的竞争力提升得很快，他们有可能与中小企业联手，在各地市场拓展立脚点，然后击垮中国大企业。到那时候，恐怕各级政府和银行都没有能力救助那些陷入困境的大企业。

在中国种业自顾不暇的艰难时刻，放开转基因技术和产品要非常谨慎，因为我国的转基因育种技术远远落后于跨国公司，现在产业条件不成熟，匆忙放开可能对中国种业造成致命打击。

转基因是目前垄断程度最高的种业技术，跨国企业可以通过选择性地技术授权击垮国内大型企业。即使那些今天自以为有实力玩弄转基因花招的企业，最终也将陷入困境，直至破产。

在种业危机中，大企业遭受的压力比小企业大得多。管理部门要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违法行为，防止有发展潜力的企业被流寇式公司或盲流整垮。要改革品种准入制度，为创新型企业营造良性发展环境。

这次种业危机很可能影响到一些科研机构。科技人员要关注宏观动向，防止被边缘化;要改革育种方向和调整技术路线，使之更贴近市场需求，同时在种质资源和育种技术两个方面发展过人之处。作为企业，还要在管理上形成过人之处。

当前，需要强调两个技术环节，一是引进国外先进的商业种质，用以改造国内玉米育种材料。二是推行高密度抗逆育种策略。非如此，难以高效率地推进商业育种计划，难以培育出与跨国公司相竞争的矮秆、早熟、耐密植、适宜机械化作业的新品种。“8 1”回避这两个非常迫切的技术需求，失败是必然的。

最近几年，经过市场经济的熏陶和洗礼，科研人员已开始表现出较高的商业育种积极性，但普遍缺少创新动力。大部分企业有创新积极性，却没有创新能力。要克服种业发展的尴尬局面，就必须克服三大障碍。科研机构要在种质、技术、人员培训和信息等方面顺应科企合作的重大需求。“8 1”的失败应该有助于企业和科研机构重新定位科企合作的战略方向与途径。

我国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内部结构调整。今后需进一步改革，才能使经济更好、更快发展。如今，优质企业发展最需要的已经不是政府的资金和项目，甚至也不仅仅是政策，而是法律支持。没有对市场经济的法律支持和保护，中国种业不可能继续发展。企业发展如果没有政府的资金和项目，可以靠自己，靠市场;但如果没有与市场经济配套的法律支持，就不可能保持改革与创新的积极性，就不可能依靠实力从市场上积累资本。

当前，管理部门最需要做的就是落实知识产权保护和取消品种审定制度，代之以改革的品种准入机制和相关的法律法规。

中国种子企业的市值都比较小，在种业危机中，部分企业有可能依仗资金优势兼并其他企业，但如果这些强势企业没有现代化的管理理念和制度，过于投机式的整合非但不能促进种业发展，还可能加快企业消亡，给中国种业造成新的危机。国家应防止种业垄断，为市场竞争和优质中小企业成长留下足够的空间。

国务院8号文件颁布以后，管理部门提高了种业企业的准入门槛，使企业数量从8700余家减少到5900余家。这是我国种业最近发生的一次重大政策性洗牌。正在面临的危机将是中国种业的第二轮洗牌，但作为市场经济行为，则是第一次危机洗牌。以后，中国种业还要经历几次类似的市场经济大清洗，才能走上良性发展轨道。

一年前，笔者曾在《农财宝典》(种业版2012年第2期18-20页)撰文(见2012年12月15日中国玉米博客)，论述某大型国企不起好作用，蓄意挑起价格战。后来的事态表明，那家公司利用大国企的资金优势，挤入某个品种的开发序列，从此利用中国最好的玉米品种，搅乱市场秩序，打压中国较有实力的几家大企业，使那几家企业气息奄奄。对于如此恶性竞争和具有垄断性质的破坏行为，管理部门和社会舆论谁也奈何不了。从这一点来说，中国种业要渡过严冬，迎来下一个春天，还需要企业自己来把握命运。

中国种业度过这场危机以后，一批现代种业的新兴企业将闪亮登场。他们将是中国种业真正的主角。 (张世煌、徐志刚、仇焕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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